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事件的发生，险些导致中苏两国陷入核战争的危机。在此事件中，周恩来总理倾注全力，以卓越的政治智慧，为捍卫国家安全而努力不懈。他成功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了危机，有效避免了中苏之间爆发包括核战争在内的重大军事冲突，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敏锐察觉中苏冲突苗头，果断采取措施。
1968年1月5日，中苏边界爆发了七里沁岛事件，苏联军队越境引发冲突。这一行为显然是苏联强硬派将两国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长期分歧升级至国家关系层面的举措。然而，这一事件恰逢“文化大革命”高潮，身为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正忙于维护国内稳定，因此此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他的重视。
中央接到报告后，周恩来仔细审阅了相关资料，并指令相关部门密切关注事态，防止局势恶化，同时要求边界地区部队做好应对一切可能挑战的准备。面对苏联的挑衅，周恩来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应对策略。这一方针旨在为即将举行的中苏边界会谈营造有利氛围，同时也不失为应对挑战的预备措施。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并最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将该方针下达给边防部队。
此八字方针实则要求我们避免主动挑起事端，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显得软弱。对于苏联的挑衅和侵略，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为执行中央军委的方针，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精锐力量，秘密在七里沁岛附近做好了反击准备。得益于我们的充分准备，加之当时东欧局势动荡，苏联高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处理东欧问题上，从而在东部边界军事行动上有所收敛。我国准备的反击行动最终未付诸实施。
珍宝岛似元宝。
然而，苏联高层中的部分反华势力并未停止对我国的挑衅行为。随着东欧局势的初步稳定，他们又暗中策划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彼时，我国正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从全局出发，计划在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因此，中央决定从1968年底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九大。
毛泽东主席希望通过召开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着手整顿国家，恢复生产，寻求国家的安定。毛泽东主席及当时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乃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不希望看到中苏边境发生冲突，从而干扰九大的召开。然而，苏联方面却屡次主动挑起冲突。从1968年初至1969年初整整一年间，中苏边界发生了四十余次冲突，尤其是1968年12月28日和1969年1月23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两次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苏联方面的连续挑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关注。周恩来总理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商议后，指示边防部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制定应对反干涉的策略。这一指示由中央军委下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方案，主张派遣精锐部队上岛潜伏，在苏联方面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国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予对方以严厉的教训。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在沈阳军区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建议中央再次进行慎重考虑。我国方面绝不应主动挑起冲突，但对于侵犯我国领土的军事行动，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击。应对措施需谨慎，同时注意维护国际形象。
批准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作战方案。总参谋部亦提供了详细的作战指导。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沈阳军区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周密的战斗准备。随后，在3月2日和3月15日，我国军队分别进行了两次坚决的自卫反击作战。
1969年2月，我国边防部队的官兵与入侵珍宝岛地区的苏联边防军官展开了紧张的对峙。
“我们提前准备了两三个月，从三个军中挑选了三个侦察连，每个连队约二三百人，由经验丰富的参谋人员带领，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和装备配置，战斗进行得非常迅速而有效。3月2日的战斗后，我们预料到敌军将再次来袭，便在江叉口埋设了大量地雷。敌军首先从西边出动坦克，被我军击毁，使其不敢再前进。随后，敌军30余人从正面发起进攻，并有炮火支援。我方在岛上兵力不多，但炮火已经就绪。在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岛屿上，面对几十辆车辆、坦克和装甲车，我向总理请示是否开炮，得到总理的批准后，下令开火。半小时后，珍宝岛变成了一片火海，敌军车辆被击毁。敌军虽未再增援，但向我方开炮，我方亦以炮火还击。经过一番交火，当天的战斗就此结束。”
苏联边防军撤出珍宝岛。
“无需再战。”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泽东表示：“对于这次边界事件，我持乐观态度。”他指出，2日的冲突，上级并不知情，政治局也未进行讨论，与我们一样，甚至许多人都不清楚珍宝岛的具体位置。毛泽东强调，九大政治报告中对此次边界冲突的描述，不宜过分严重。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和决策，并要求沈阳军区向边防部队下达指示，我们必须保持克制，绝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为了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黑龙江边防部队即便在苏军对珍宝岛进行猛烈轰炸之际，也未曾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抗升级的措施。
事态的发展最终证实，周恩来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部署，对边防部队提出的要求，其正确性不容置疑。此举确保了中国方面始终占据道义和战略上的优势，并为日后中苏关系的缓和与对抗的结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注事态进展
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令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陷入了一片混乱。此事件对苏联高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苏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召集紧急会议，以探讨应对之策。在会上，部分人担忧中国可能对苏联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然而，另一些成员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正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且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进攻苏联。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并未形成明确的结论。会上，苏联军方领导人立场坚定，力主与中国开战。有人建议，苏联应立即向驻华大使馆下达指令，要求其迅速组织撤离侨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然爆发。与此同时，苏联的宣传机器也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攻势。
自珍宝岛事件爆发，周恩来总理便对事态进展予以了高度关注。他逐份审阅来自前线的各类资料，深入分析苏联军队的行踪，细致研读各相关部门提供的国际局势报告，并密切关注当时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反应。此外，周恩来还广泛阅读并研究苏联的宣传舆论资料及其他途径获取的信息，以此洞察苏联高层的最新动向。
周恩来迅速将若干关键信息和自己的分析研判呈报给了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深信并依赖周总理的智慧，两人的观点始终保持一致，所有重大决策均是在与周恩来充分商议后作出的。
在彼时，中共中央面对珍宝岛事件，展现出了冷静与克制的处理态度。我们不仅通过宣传渠道阐明历史事实与当下真相，并发布了中国政府的正式声明，而且在军事层面上，我们坚持沉着应对的策略，绝不轻率发起攻势。高层领导在言论上也保持了谨慎，未曾轻易发表评论。对苏联方面的行动，我们主要采取了一种静观其变的策略，不急于作出回应。
此策略使得苏联高层对中国意图的把握变得模糊不清。苏联政治局在多次就珍宝岛事件展开讨论时，陷入了持续的争议与混乱之中。
妥善处理热线事件
在苏联高层，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积极倡导对珍宝岛事件持谨慎态度，并主张通过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来化解纷争。然而，起初，他的观点并未获得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在政治局内部，军方领导人的强硬立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如此，柯西金始终坚持己见，最终在政治局的激烈辩论中，双方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共识：由柯西金负责尝试与中共中央的高层进行接触，以探询其立场。因此，柯西金肩负起了亲自与中共中央高层建立联系的使命。
出人意料的是，在与我国沟通的过程中，柯西金遭遇了热线电话的波折。周恩来总理巧妙地化解了这场风波，确保了中苏两国在外交层面上的交流得以持续，为后续局势的平息奠定了基础。
在冷战时期，中苏两国曾设立了一项高频通讯设备，允许两国领导人通过“热线电话”直接通话。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该设备虽未被拆除，却长期闲置。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突然想起了这一设备，并亲自通过热线电话联系中国，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紧急通话。接听电话的是一位中南海的女话务员，她因苏联入侵珍宝岛事件及国内对苏联领导人的指责，将柯西金视为敌人。
在当时的阶级斗争思维影响下，女话务员对柯西金进行了严厉的俄语辱骂，并拒绝转接给周恩来总理。电话被挂断后，话务员立即向上级汇报，此事迅速传至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后，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但未对女话务员进行严厉批评。周恩来则明确指出，话务员擅自处理国家高层联系电话，违反了纪律，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随后，有关部门对女话务员进行了批评，她接受批评并进行了检讨。
苏联军队在边界地区持续增兵，我们应保持警惕，但亦不可错失与苏联方面沟通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进一步判断，柯西金将再次来电。若柯西金再次来电，我们必须努力消除热线电话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把握双方沟通的契机。他紧急与中办及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商议，制定了应对柯西金来电的应对策略。
果不其然，柯西金再次发起联系。这一次，柯西金通过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进行联络。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在1969年3月21日夜紧急会晤中国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见面后，临时代办直言：我国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数小时前曾通过高频通讯装置向中共中央致电，请求与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总理取得联系，但遗憾的是，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了这一请求。柯西金同志因此委托我代为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若周总理有所交谈，我将向总理及我国政府汇报。”至此，中苏两国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得以正式开启。然而，我国方面尚未就此事向苏联方面作出正式回应。
◆柯西金
外交部东欧司的负责同志迅速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3月22日，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外交部领导层共同商讨应对策略。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我国必须提高警惕，充分准备应对珍宝岛冲突可能升级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应同意与苏联方面进行沟通，针对柯西金的要求，我们将以备忘录的形式正式回应苏联，力求掌握主动权。会议现场即完成了备忘录的草拟，备忘录中提到：鉴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通过电话联系已不再适宜。若苏联政府有话要传达，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备忘录拟定完毕后，周恩来总理随即以书面形式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外交部的研究成果，并附上了备忘录的回复草稿。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周恩来写道：自21日晚（苏联莫斯科时间为下午）起，苏联方面开始向我国询问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大使馆也联系我外交部，称是“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托，有话需要转达”。此外，在珍宝岛发现苏军活动迹象，并得知苏方正在催促前沿部队行动，预计苏联可能会在当日强行占领珍宝岛。昨晚的外交活动只是表面上的姿态。经与有关同志商议，决定立即“加强我方岸上兵力和火力部署，采取守势待敌，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决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应苏联临时代办，争取在主动权方面取得优势。
审阅周恩来所呈书面报告后，毛泽东在其上批注：赞同备忘录所持立场，即着手筹备外交谈判。随后，毛泽东的批示转达给林彪，林彪亦在报告上圈阅表示赞同。决策既定，周恩来即刻指示珍宝岛前沿部队提高警觉，充分做好应对大规模冲突的准备。同时，他亦安排外交部相关人员与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取得联系。3月22日当晚23时45分，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邀请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会面，并向其呈交了所述内容的备忘录。
尽管本备忘录对柯西金提出通过电话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交谈的提议予以了婉拒，然而，它依旧为双方沟通预留了空间。备忘录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必须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正式向中国政府提交交涉请求。
核战一触即发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在苏联高层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尽管柯西金认为中国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然而，苏共中央的军方领导层却紧抓中国方面拒绝高层直接交流的细节，声称中国必定在备战与苏联的战争。他们还以当时中国舆论宣扬“备战”的观点为依据，断言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一时间，苏共中央内强硬派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仍有其他人士坚信双方通过协商仍有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面对两种观点的对立，苏联未能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取得联系。3月29日，苏联政府发布的公开声明中，一方面声称将采取武力手段应对中国的挑衅，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示，问题仍有通过协商解决的余地。在此期间，苏联对珍宝岛的炮击亦日益频繁，苏联政府亦陆续发布声明和照会。鉴于苏联未通过正规渠道与中国进行接触，中国政府对于柯西金的来电亦难以给出正式回应。由此，双方陷入了僵局。
双方的对峙进一步激怒了苏联的强硬派。苏联《红星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宣称将针对“现代冒险家”实施毁灭性的核打击。这标志着苏联首次公开提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这一动向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警觉。他与毛泽东同志共同分析了苏联的这一动态，认为我国一方面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阻止核战争的爆发，同时亦不惧怕核战争的威胁，现在就必须开始进行相应的核战争准备。
周恩来提议，我国政府有必要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声明一方面对苏联的举动予以严厉批评，彰显我国人民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我国政府愿意与苏联政府展开接触，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周恩来亲自组织人员草拟声明，并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于5月24日正式对外公布。声明中，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苏联引发的珍宝岛事件，并明确提出主张边界停火、重启谈判的立场。声明发布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进言，建议邀请几位资深将领对国际局势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他们的见解。
起初，毛泽东对此并未给予重视。然而，在周恩来反复提及后，毛泽东最终同意了这一提议，并委托周恩来具体执行。周恩来便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及美苏动态进行细致分析，以判断苏联是否可能对华发动战争。7月11日，四位老帅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普遍认为大规模战争短期内难以爆发。这一观点与林彪等人截然不同，对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缓和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那个时期，苏联高层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分歧始终存在。军方力主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受此思想影响，苏联军方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动军队，另一方面秘密布局，伺机对中国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然而，在具体实施何种报复措施上，苏联最高决策层内部意见不一，未能形成决议。
中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引发争论。强硬派代表人物如格列奇科等，提出不惜与中国一战，而柯西金则主张继续寻求高层接触，缓和紧张关系，防止将中国逼至绝境，引发与苏联的战争。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派意见中，柯西金的立场一度占据优势。因此，苏联方面于7月26日通过外交途径秘密与中国政府接触，表达了希望周恩来能与柯西金进行直接会谈的愿望。然而，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并未明确苏联这一提议的真正意图，故未作出回应。
我国政府未作出回应，导致苏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强硬派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坚信，这是中国不愿缓和局势的明证，必须对中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在此之前，苏联军队早已策划了长期的报复行动，此刻终于获得批准。在东部边界的增援基本完成之后，苏联选择了我方补给不便、距离本土较近的中苏西部边界作为报复行动的地点。8月13日，苏联军队300余人，在两架直升机的支援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中国境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30名边防战士发起了突然袭击。
我方边防战士虽进行了英勇反击，但面对苏军的绝对优势及预先准备，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30名中国边防战士全部英勇牺牲。这一事件标志着苏联方面采取的严重扩大事态的报复行动。我国政府对此事反应强烈，从上至下均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保持高度警惕，并迅速展开了备战工作。在此期间，中苏两国关系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个别成员于此时开始密谋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其代表人物包括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他们主张采取“一劳永逸”的措施，消除中国构成的威胁，计划动用部署在远东的中程弹道导弹，配备数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政治等关键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一些西方心怀叵测的政治人物趁机煽风点火，意图挑起中苏间的核战争。
面对格列奇科和崔可夫的提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出现了分歧，部分成员主张审慎行事。最终，政治局内部达成妥协，决定先行向东欧国家征询意见，并试探世界上核武器数量和质量均居首位的美国的态度。毕竟，一旦核战争爆发，苏联可能面临毁灭性的后果。自此，苏联开始向东欧国家寻求意见，并着手试探美国的态度。
《苏联欲对中国实施精确核打击》，报道称：“据可靠消息，苏联计划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关键工业城市实施精确打击。”
第一，我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该声明指出，若一小撮战争狂人胆敢对我国战略要地发起攻击，那便是对我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挑衅。届时，七亿中国人民将团结一心，奋起反抗，以革命战争捍卫和平。
第二，我国进行了核试验，展示出我国反击核战争的决心和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之际，即9月23日和29日，我国分别成功进行了当量在2万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卫星几乎同时捕捉到了巨大的爆炸能量。这两次核试验对苏联构成了强烈的震慑。
第三，我国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为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做好准备。毛泽东主席随即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众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向战时状态转变。备战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防范苏联的核袭击，因此各大城市开始挖掘地下工事，储备粮食。大量工厂迁往交通不便的山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理担任组长，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
第四，我国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拟恢复中断多年的大使级会谈。第五，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8月28日，中共中央紧急发出毛泽东主席批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做好应对苏联大规模进攻的准备，防止突然袭击。同时，命令东北、华北、西北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事态的发展最终证实：这系列应对策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强硬派产生了强烈的震慑，并在阻止苏联冒险家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首都机场与柯西金会谈
正当中苏关系处于高度对立之际，一个两国政府高层直接对话的契机应运而生。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不幸离世。翌日，由周恩来与叶剑英担任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河内，向胡志明致敬，并于同日返回北京。紧接着，9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往河内出席胡志明葬礼。柯西金原本期望在河内能与周恩来会面，进行一番交流。然而，当他抵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开。9月8日，中国政府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河内，共同参与胡志明的葬礼。
柯西金视此为一次交流良机。然而，在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葬礼上，尽管柯西金与李先念均站立于主席台第一排，双方却未有任何交谈。葬礼结束后，柯西金在河内逗留期间，指示苏联代表团成员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向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征询意见，期望能在11日返程途中途经北京，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会谈。李先念得知此事后，立即要求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向北京汇报。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讨对策。
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与美国同行交谈时，再次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声称中苏战争不可避免。这两则消息的传来，不可避免地让人对苏联方面会谈的诚意产生疑虑。然而，经过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反复商议，最终还是决定与柯西金进行会谈，但地点和方式需避开正式场合。因此，中国方面于10日表示同意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并强调此次会谈仅限于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在越南的李先念受命告知越南同志，周恩来总理已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面。越南方面迅速将这一消息转告苏联政府。
9月11日凌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通知他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谈。然而，在消息尚未传达给柯西金之前，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从印度新德里飞往苏联的塔什干。当柯西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飞机改变航线，经伊尔库茨克，直飞北京。
9月11日的清晨，柯西金所乘坐的航班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亲自莅临现场，热情迎接。在握手的一刹那，周恩来便亲切地称呼柯西金为“同志”，这一称呼瞬间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初次见面，双方简短交谈，柯西金明确表示，苏联领导人决不希望因领土问题引发战争。对此，周恩来回应道，两党在理论和原则上的争论，绝不应影响到两国间的国家关系。
随后，柯西金受邀步入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专区，此处往往是两国间就重大议题进行会谈的常设之地。
1969年9月11日，首都机场见证了周恩来与柯西金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与深入交流。
会晤伊始，周恩来即直截了当地提及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攻击的意图，并强烈要求柯西金明确表态苏联是否计划先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他态度坚决地指出：“你们声称将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摧毁我国的核设施。若真如此，我们必将宣布其为战争！为侵略！我们将毫不退缩地坚决反抗！直至最后一刻！你们应了解我国核武器的水平。我们研制核武器，旨在打破其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无论何种情形，我们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然而，我们亦不畏惧核战争的挑战。你们在远东部署了众多军队，究竟是谁意图挑起战端？”
一是维持边界现状；二是避免武装冲突；三是双方在争议地区撤军。柯西金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如有争议，双方边防部门应协商解决。周总理对此也表示认同。于是，双方在四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争议地区”的定义上，双方意见不一，分歧较大。最终，柯西金作出让步，他表示：关于争议地区，我们各有说法，双方可暂时搁置此问题。
首先，双方确认，中苏之间的原则性争议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其次，两国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应避免诉诸武力，而应通过和平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再者，在边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优先签订一项临时协议，旨在维持边界现状、预防武装冲突，并确保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区域实现脱离接触；最后，双方同意恢复大使互派、恢复政务电话，并推动双边贸易的重新发展，以及改善两国间的交通和航运条件。这四项临时措施的成功达成，得益于周恩来与柯西金的共同努力，其中周恩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这四项措施的意义非凡，不仅有效避免了中苏之间的核战争风险，进而防止了可能引发的世界性核战争，还显著缓解了两国之间的高度紧张局势。
在此次会谈中，周恩来与柯西金还共同决定，双方将于10月份启动边界谈判。这一决定堪称会谈的关键成果之一。
在会晤行将落幕之际，周恩来向柯西金透露，我国已决定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听闻此言，柯西金不禁为之震惊。周总理的这一表态，无疑对苏联方面构成了巨大的制约。柯西金回国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此事，使得苏联决策层意识到，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对苏联极为不利。苏联高层对此亦不能不心生警惕，这一态势对两国关系的缓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9年9月，周总理在首都机场亲切会见了柯西金，并亲自送他登机。
最终，周恩来提议，通过两国政府间的换文来正式确认此次会谈的成果，柯西金对此表示赞同。双方亦对两国公开发表的新闻稿进行了详细研究和确定。会谈圆满结束后，周恩来为柯西金精心准备了一顿国宴级别的简餐。在柯西金即将启程之际，周恩来更是特意为他准备了北京烤鸭作为临别礼物。
9月11日，新华社报道称：“今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亲切会见了从河内出席胡志明主席葬礼归来，并途经我国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展开了坦诚的交流。”自此，“坦诚”一词在中国广为流传，众多人在工作及其他场合中纷纷引用。
在周恩来与柯西金于首都机场会面之后，尽管两国高层之间仍存疑虑，双边关系依旧紧张，但双方成功避免了核战争和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尤为关键的是，两国开启了副外长级别的正式边界谈判。尽管谈判过程曲折，两国最终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随后，毛泽东公开表达了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诚意。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前来参加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强调要积极谈判，以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主张以文代武。苏联方面亦表明，愿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至此，尽管两国关系长期未解，但核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冲突已不再可能发生。周恩来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样值得肯定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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